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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Jan. 13, 2022, 11:50 p.m.

    甲骨蔡🖌

    中国文化的伟大和奇特之处在于,实现了钱和权分开,富和贵分开,名和利分开,使得一个人得之于此,必失之于彼,无法垄断和兼得。这样就对个人价值实现一种平衡,对社会正义和良知实现一种分散和捍卫。
    钱是富,权是贵,都是利,但是,有钱的人,掌权的人,如果不能正确获取和使用金钱,掌权的人不能正确获取和使用权力,是不可能有好名声的,甚至象秦桧一样,落个千古骂名。


    而即便无钱无权的人,如果你有高深的学养,仁义的胸怀,坚韧的意志,依然可以收获人们的敬仰,获得一个好名声,好声望,做到青史留名,甚至万世敬仰。庄子、陶渊明,凭借知识、气节而青史留名,孔子凭学问、胸怀和意志,而成“素王”,成万世师表。
    要直接挣大钱,唯有经商。官员,哪怕天子,都是不可以直接挣钱的,他们的钱是来自人民的税收,不仅间接获取,还面临人民的监督和制约。所以在中国,做官不能发财,发财不能做官。既做官又想发财,一定是贪官,一定是昏君。而既发财又想做官,就是商人干政,商人从政,乃中国历史和文化之大忌,少有善终。
    改开以来,很多富起来的商人,对中国文化的这些基本特征变得陌生而遗忘了,但中国文化是坚韧的,不会因为某些人的陌生和遗忘而不存在,而只会让对其陌生和遗忘的人受到惩罚。


    马云变富以后,开始频频出访国外,结交政要,好不风光。在国内则批评政策,指点官员,以创新要挟政府,狂妄之极。很快成为被整治对象,上市被叫停,公司涉嫌垄。马云从此沉默不语,声望急剧下降。这是触碰商人干政之下场。
    柳传志变富以后,盲目西化,对美国亦步亦趋,将总部搬至纽约,杨元庆忙着学英语,重美国客户,轻中国人民,宁愿花巨资收购美国的淘汰业务、落魄公司而讨好美国,也不愿发展核心技术而开罪美国。多年以前就赢得“美帝良心想”之恶名,但仍不知悔改,一意孤行,终于在美国以芯片断供打压中国之际,迎来国人排山倒海之骂名。
    早期的联想是个真正的技术公司,而非如今的贸易公司、买办公司,其技术基石和领袖就是倪光南,“联想”之名也取自相关汉字信息技术的联想功能,但因理念不和被排挤出走。失去倪光南,联想也日益贸易化、买办化,虽快速暴富,却落骂名。


    而失去联想平台的倪光南也命运多舛, 从此再无成功产品化的技术创建,无钱无权,唯有院士之清名。但是,现在美国越打压中国,中国人就越想骂联想;中国人越想骂柳传志,就越想念当年的倪光南。于是,柳传志声望急剧下降的同时,倪光南的名望却在急剧升高。非常戏剧。
    柳传志得了财,失了名;倪光南失了财,得了名。这算是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”的最新版本吧。
    曹德旺也是一个发了财后又孜孜于求名之典范,想利名兼得。多年以来就标榜自己捐了100亿,现在又说要出100亿建大学。出入于论坛电视,一心想把自己塑造成企业界楷模。他以中国民族企业领袖自居,却忘记了民族文化中的重要一条:桃李不言下自成蹊。
    倪光南成功评价,华为是一家堪称伟大的公司,对任正非的欣赏溢于言表,或许任正非实现了他昔日的梦想。本来联想也有可能成为北方的华为。在美国打压中国的背景下,联想、华为成为两个极端,华为成民族图腾,联想则成民族败类。
    毫无疑问,任正非是自晚清办洋务以来,中国最伟大的企业家,是“实业救国”、“实业报国”的最坚定和最成功的践行者。任正非的名字注定要写入历史,而受后人敬仰。
    任正非能够如此成功,在创办一流公司的同时,获得如此高的荣誉,根源在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:名利不可得兼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。华为早已是世界一流公司,但是各种富豪排行榜上却看不到任正非的名字,因为他将华为的股权结构设计成共产主义式的,高度分散,员工持有,而他自己却仅占一个极少的比例。这意味着,他把华为赚的钱大部分分给了员工,自己所拿不多。
    所以,任正非拿不出100个亿去捐款,更拿不出第二个100亿去办大学。但200亿绝对买不到任正非式的声望,多少亿也不行,这不是钱的事。
    尽管华为的高工资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,但是任正非却说华为人不爱钱。能够直观体现华为不爱钱精神的,是华为对拒斥社会资本的封闭的投资结构。华为的股权结构,不仅高度分散,共产主义化,而且是一个内循环的封闭结构,不接受外部资本的投资,而是全部以来内部积累。只有华为自己的员工有资格购买和持有华为股票,离开华为,股票必须转让。这样华为就成为一个可以屏蔽外界影响的技术领域里的世外桃源,技术人员可以安于研发而不管资本界的魏晋。这成就了华为技术上的伟大。
    所以,任正非不求孜孜于求利而得大利,不孜孜于求名而得盛名,不愿假民族之名却成民族英雄,刻意与爱国切割却成爱国之典范。


    孔子说“礼云礼云,玉帛云乎哉?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?”。“礼乐”是制度,玉帛、钟鼓是狭义的礼乐的执行器物。孔子的意思是说,礼乐制度的内核不在外在器物层面的表现,而在人执行礼乐时的内心。礼乐在心不在物。
    其实钱权、富贵、名利,也都是礼乐层面的东西,其内核也是在心不在物。关键在认知和发挥自己的真实内心,而不要孜孜于外在的钱权、富贵、名利,那些都是身外之物、心外之物。
    所以,《中庸》讲“诚者天之道”、“率性之道”。任正非就是做到“诚”和“率性“的人,发挥自己的内心,而不关心外物。


    《周易 系辞》说,“利者,义之和也”,义是利之本,真正的利一定是包含着义的,有义之利才是利,无义之利就成恶。企业家是求利之人,也一定是求义之人,如果孜孜于利,而无视义,求利便成做恶,企业家便成恶人。
    华为求义而成华为,联想逐利而成联想。